作为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主题活动，“香远溢清——巴基斯坦犍陀罗艺术展”将于 9月8日—12月8日在爱彩人彩票客服展出。该展览由故宫博物院、爱彩人彩票客服、巴基斯坦国家遗产与文化部考古与博物馆共同主办。犍陀罗艺术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化多元交融的产物，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佛教造像艺术，更是对早期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

一、佛陀与佛教美术

释迦牟尼约生活于公元前 565 年～公元前486 年， 大概与我国春秋时期的孔子为同时代人， 他是佛教的创始人，被尊称为佛陀，意思是大彻大悟的人。释迦牟尼出家前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属刹帝利种姓 （印度第二种姓） 。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 29 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 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时，他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后在印度北部、中部的恒河流域一带教化众生，创立佛教。年80岁时， 佛陀在拘舍那迦城示现涅磐。佛陀的人生经历被写进佛教经典中，是为佛传故事，而诸多前世修行的各种事迹，则是佛经记载的本生故事。此外，佛陀教化世间、助人觉悟的善行，就是因缘故事。这些故事大量出现在犍陀罗美术中。

佛教最初是不礼拜和制作佛像的， 直至释迦牟尼圆寂的五百年后才产生了佛像。释迦佛涅槃后，佛弟子和僧徒们坚持不懈的修行，以期从生死轮回的苦海中解脱出来，所以无需礼拜具体对象。然而，在家的信徒需要礼拜某种能作为精神和灵魂支柱的对象，释迦佛生前就告诉他的弟子和信众们，可以去他的诞生地、成道地、初转法轮地、涅槃地拜谒，以此来怀念释迦佛，并起塔供养释迦的舍利，这就是最早的佛塔窣堵坡（图 1）。作为释迦佛坟墓的窣堵坡，不再有轮回转世。窣堵坡表现绝对永恒的寂灭世界，是完成佛教的理想境界。

图1马尔丹地区塔库特伊巴希出土2-3世纪《礼拜舍利塔》，灰色片岩，白沙瓦博物馆藏 （黄文智摄）

佛教美术的开始，与世俗信徒的信仰有很深的联系。在窣堵坡周围的栏楯、塔门等处出现装饰性的图像， 标志着佛教美术的正式兴起。图案的内容主要是与释迦佛有关的圣物，这些圣物叫做“支提”，包括释迦佛的舍利(遗骨)，供养舍利的窣堵坡（佛塔），释迦佛使用过的东西， 比如衣、钵等，还包括与释迦佛有关系的圣树（菩提树）。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像， 是作为佛陀存在的一种表现方式。那时的人们认为，觉悟成道、进入涅槃的佛陀是不可见的。 然而， 在世俗信徒中，与佛传闻学、赞佛文学的兴起相联系， 人们希望对人间姿态的释迦佛进行礼拜， 并这种愿望日益强烈。

二、犍陀罗早期造像

作为初期印度美术的象征—— 中印度的巴尔胡特、桑奇窣堵坡，以及其周围栏楯和门的装饰，已经包含了丰富的浮雕佛传图，但其中并没有释迦佛的形象， 仅用菩提树、圣坛、法物、佛足迹等象征性地表现释迦佛的存在。如一件出土于斯瓦特地区公元 1-2  世纪“忉利天降下”的浮雕作品（图 2），表现了佛陀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后下降人间的场景，其中台阶最下一级有一对脚印，这就是佛陀的象征，在脚印的两侧是礼敬的梵天和帝释天，前方半跪着的是一名佛弟子。那时的人们认为佛陀是不可见的，是超越人间的存在。

图2斯瓦特地区出土1-2世纪《忉利天降  下》，绿色片岩，白沙瓦博物馆藏（黄文智摄）

佛像的诞生，有起源于犍陀罗和秣菟罗两种说法，其中，学界对犍陀罗的考古和美术史方面的调查研究，已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期间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出土了大量令人惊叹的文物，特别是在佛教遗址的寺院中出土了很多佛、菩萨像，或是守护神的雕塑， 还包括丰富的本生、佛传故事，以及各种装饰主题的浮雕。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开始，和来自希腊神话的影响存在密切关联。在犍陀罗地区，从一些出土的“装饰盘”浮雕中可以看出该地区和古希腊文化之间的关系 （图 3），比如这些盘中的葡萄卷草纹、扛花的童子、海兽等均为希腊神话造型因素。早期的窣堵坡形制受古罗马的影响而出现方形的底座，底座上面的浮雕内容也是与古希腊或古罗马的神话传说有关，而上面众多童子形象则象征了“新生”和“灵魂复苏”的概念。

图3塔克西拉西尔卡普出土公元前1世纪 《化妆盘》，片岩，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藏（黄文智摄）

释迦佛的人生经历，也就是释迦的佛传故事，在中印度和犍陀罗地区大量出现。释迦佛入灭后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一些记录释迦佛传记的文献才得以完成，并成为经典。佛传的编撰和整理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加进了一些当时印度大众的意识和想象，包括汲取了当时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犍陀罗美术中， 有将“释迦佛的生涯”以编年的方式雕刻在窣堵坡周围的传统， 期间的故事从“诞生”（或者说“燃灯佛授记”、“托胎灵梦”）到“ 涅 槃 ” （或者说“荼毗 ”、“分舍利”等），侧重对释迦佛生涯的关注。这种在中印度被视为异端的犍陀罗佛教美术，对中亚和古代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犍陀罗地区佛传浮雕有两大系统，那就是反映释迦佛一生的佛传，和释迦佛求道、成道后的各种教化活动的传统。

图4马尔丹地区出土公元2-3世纪 《降服毒龙》，灰色片岩，白沙瓦博 物馆藏（黄文智摄）

出土于马尔丹地区公元 2-3 世纪的佛传故事“降服毒龙”浮雕，是一件有代表性的犍陀罗浮雕造像（图 4）。这件浮雕表现的场景是佛陀降服外道迦叶三兄弟的故事。迦叶三兄弟崇奉拜火教，共有一千弟子，佛陀拜访大迦叶，像在此处火室借宿一晚，大迦叶告知火室中有毒龙守护，佛陀并不害怕，并将毒龙降服降服后置于钵中，迦叶对此心悦诚服，带领弟子皈依佛教。画面中佛陀的形象非常高大，他左脚外侧半跪着的人物是拜火教的弟子。这件作品人物动态自然生动，传承自古希腊的雕刻技法在此得以清晰体现。

三、 犍陀罗造像的基本特征

犍陀罗美术相对于之前的佛教美术，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雕刻了数量众多的佛像，还创造出了完整的佛传浮雕图像。一般形式的犍陀罗佛像，带有很大且无任何装饰的圆盘形头光，脸型略长圆，双目大而有神，惟上眼睑稍厚，高鼻深目，眉线连在一起，容貌给人一种明快的感觉。蓄有胡髭，头发呈波浪状（少数呈螺状）， 在头顶结肉髻，如束起一个圆形发髻一般，耳朵被雕刻成稍稍朝外翻的椭圆环状（图5）。躯体从颈部到两肩，从胸部到腹部、大腿，健硕的肉体造型富于体积感。由于佛像重心在右脚（或相反），左脚略微放松，故左膝的形体通过袈裟包裹着全身，但通过袈裟仍能体现出肉体的质感。领口袈裟边缘的褶边略显厚重，胸部的衣纹线从左肩到右胁表现为多重的弧线，大腿间衣褶形成 V字形的重叠，虽看上去有些程式化，但衣纹的缓急深浅表现自然巧妙，与面部表情相衬托，创造出了具有真实感的佛陀像。佛陀像右手掌朝外做无畏印，左手垂下握着衣角。这种犍陀罗佛像，一方面具有非凡的超人类特质，另一方面又具备人间形象的表现特征。也就是说，犍陀罗佛像造像是按照“超人的人” 和“人的神格化”来造型的。

图5巴沙瓦地区出土公元2-3世纪 转法轮印佛半身像 巴基斯坦国家 博物馆藏 （黄文智摄）

犍陀罗的佛像有各种各样的像容。姿势在佛教中称之为威仪， 基本有行、住（立）、坐、卧四种。其中卧像是在涅槃图中横卧于床座的释迦佛像，步行的姿势在佛传图中屡有出现，但单尊的步行像则甚为罕见。犍陀罗的佛像一般为立像和坐像，其中立像的双足微微分开，直立，通常将重心放在右脚（有时是左脚），左脚稍舒展、放松，这种姿势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造型（图 6）。犍陀罗的佛像着衣与古希腊、古罗马的着衣存在关联。佛经中记载佛陀及转轮圣王具有迥异于人类的三十二相，这些特征从最初的佛像就开始出现，不过，三十二相因佛经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三十二相中与造型有关的主要体现在丈光相、眉间白毫相、金色相、顶髻相（肉髻相）、头发右旋相（螺发）、手足缦网相、手足具千幅轮相等。犍陀罗佛坐像， 有结跏趺坐像和倚坐像。结跏趺坐像的手印多为禅定印、触地印、施无畏印。禅定印是佛陀参禅入定的体现，禅定是为了达到觉悟的三学（戒律、禅定、智慧）之一而备受重视。犍陀罗很早就出现了这种禅定印，并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犍陀罗结跏趺坐佛像中除了禅定印外还有施无畏印，触地印则只限于佛传图中的“ 降魔成道 ”。

图6 公元1 -2世纪《佛立像》，片岩，白沙瓦博物馆藏（黄文智摄）

犍陀罗佛教美术中，菩萨像首先作为释迦太子像而出现在佛传中。释迦菩萨的衣着配饰，是当时犍陀罗王侯贵族的装扮，与佛陀一起组成佛菩萨三尊像的形式。日本著名学者宫治昭系统分析这些菩萨像，总结出三种形式：束发、手持水瓶的多为弥勒菩萨，戴敷巾冠饰、手中不持物的多是释迦菩萨，而戴敷巾冠饰、手中持花环或莲花的基本为观音菩萨。菩萨像与佛像不同，上半身裸露，可以看出犍陀罗匠工们已经掌握了古希腊、古罗马那种通过肌肉与骨骼结构来表现人体的技法 （图 7），这点和热衷于表现生命力及肉感的秣菟罗佛像形成鲜明对比。菩萨胸前的多重璎珞和美石宝玉，体现出某些世俗性和亲和力的特点 ，寄托了人们某种美好的愿望。

图7 斯瓦特地区出土公元 2-3 世纪《菩萨像》，片岩，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藏（黄文智摄）

在犍陀罗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佛教美术题材，就是被称为“帝释窟禅定”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很简单，说的是释迦佛在摩揭陀国庵婆罗村北面的毗陀山中，于因陀娑罗窟中进入禅定时，帝释天与乐神般遮翼及忉利天的诸神来到释迦佛处，乐神首先弹琴将释迦佛唤醒，帝释天再向释迦佛问法并获得了无上的喜悦。在犍陀罗表现这个故事的浮雕一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叙事性的表现手法，浮雕画面表现了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还表现了狮子、山羊和鹿等动物，在浮雕上方还有忉利天的天人在散花。第二种时“光” 与“火 ”的表现形式，即浮雕本身增大了，整体呈龛 状，龛内中央有高大的禅定佛陀，洞窟周围山岩上拥满了众多的天人及动物。第一种形式的“帝释窟禅定”与古代早期美术有关联，第二种形式主尊为礼拜像，表现“神的显现的图像”。

图8 公元2-3世纪迦毕试样式 《双神变》，片岩，吉美博物馆藏（出自孙英刚 何平著《犍陀 罗文明史》图版 9-41）

在犍陀罗的浮雕中有表现释迦深入冥想，发出火光的奇迹般的图像，还有释迦从身体的上下，生出水和火或火与水交替出现的奇迹，即“双神变”的图像（图 8）。犍陀罗的“双神变 ”中有单尊的表现形式， 多数还是属于佛传场面，画面中间是释迦佛立像，两侧有世俗人物及弟子，或是众神及婆罗门等，皆呈惊异之状合掌礼拜。在火的表现方面，一种是熊熊火焰燃烧在头光周围，另一种是火焰从双肩燃烧起来如同双翼，两者有很大区别。前者一般出现在佛传场面中，而单尊像大多采用后者。在犍陀罗地区重视禅定三昧，在“ 帝释窟禅定”场面中，特别是第二种形式即主尊为礼拜像的场面中强调“火焰三昧”，以此表现佛陀“神的显现”。这种表现形式，开拓了一条将超越世俗的佛陀世界具象表现出来的道路。对中亚佛教美术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一种称之为迦毕试派的佛像 （图 8）。迦毕试出土的佛教造像属于广义的犍陀罗佛像，图像中出现的在肩部发出火焰的佛称为焰肩佛，并这种形式已呈定型化。迦毕试的焰肩佛更注重表现释迦佛的超凡性和神性的一面。

四、犍陀罗美术的影响

犍陀罗美术受古希腊、古罗马、印度、伊朗系中亚的因素影响，其变迁过程难以准确追 寻。大致可以知道，狭义上的犍陀罗佛教美术，大约在 6 世纪终结，其后的佛教美术活动向 兴都库什山脉中的巴米扬、丰杜基斯坦、迦毕试、顺天神殿、加兹尼的特佩 ·萨尔达尔及斯瓦 特和克什米尔等山间地带为中心发展，并形成新兴美术。这些美术大多继承了一些犍陀罗的 美术传统，同时也受到了印度笈多美术，或者说后笈多美术的强烈影响，形成新的造型。在 5-7 世纪的巴米扬美术中，以两尊大佛及相关石窟为代表的造像，放射出最后的光芒。犍陀罗美术给周边地区带来很大影响的同时，也迎来了自身的终结。

图9 十六国《禅定金铜佛像》，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王友奎摄）

犍陀罗对中国的影响，在早期“犍陀罗式”的金铜佛上看的很明显。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初期的金铜佛的容貌和衣纹表现还保留有犍陀罗美术的某些特征，之后逐渐演变成自己的面貌（图 9）。在西域各地出土较早的佛教美术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其与犍陀罗美术的密切联系；河西早期石窟造像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端倪。西域北道的图木舒克、库车的克孜尔石窟、锡格沁、吐鲁番的高昌等处出土的泥塑和木雕造像，表现手法写实、自然，从中可以感受到犍陀罗后期石膏艺术（造像）的影响。开凿于5世纪60年代的大同云冈石窟，其中较早佛像、菩萨像中，可以鲜明感受到来自于犍陀罗美术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并不纯粹了，而是在与印度秣菟罗、凉州造像、中原北方造像理念相融合了—— 这是外来造像样式在本土化过程中的自然体现。